不该被遗忘的文化人——陈季同

提起陈季同，今人能知道的怕是很少。他几乎被人们遗忘了。

但被遗忘的不一定就是该遗忘的。至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，陈氏本应占有一席之地。就近代中国人而论，唯有他同辜鸿铭、林语堂三人用西文所写的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著作，可以说在西方真正畅销过。三人同属闽籍，人称“福建三杰”，而后二者在这一历程中，不过是步陈氏的后尘而已，无论是写作上还是思想上，都曾受到过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如今，林、辜二人已是人尽皆知，著作广为流传，独陈季同一人仍湮没无闻。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疏忽。

陈季同字敬如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人。早年肄业于福建船政学堂。1873年初使欧洲，两年后任职于驻法、德公使馆。曾做过驻德、法、比利时、丹麦等国参赞，代理驻法公使，前后在巴黎等地生活了近20年，属于近代率先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有趣的是，他还是晚清中国敢于冲破夷夏之防和世俗压力、最早正式娶西洋女子为妻的朝廷命官，堪称中西通婚史上的开风气之先者。戊戌时期，著名维新派人物唐才常发表骇人听闻的《通种说》，主张中外相通，实行华洋通婚以改良中国人种，其文中所举的第10条论据，就是专门以他的跨国婚姻为例，来说明实行此制不仅应该而且可能。其言曰：“即凤仪陈季同之妻，皆西妇也。彼西人初不以吾中国之弱，而摒之不齿婚姻之列，则吾又何为闻通种之说，而狺狺争，谗也？”言下颇有佩服其不同寻常之意。

由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欧洲，陈季同通晓法文、英文、德文和拉丁文，特别是法文造诣在晚清中国可谓独步一时。英国大汉学家翟理思等人，就称赞他法国语文知识极为广博（见《中国名人谱》）。对于法国文学，陈氏尤其稔熟，谈起法国当时的各文学流派及优劣得失来能如数家珍。我国近代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、《孽海花》作者曾朴，其有关法国文学的最初知识就是由他启蒙的。在给胡适的信中，曾朴曾坦承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，乃至“发文学狂”的主因，都是因陈季同的教诲所致。他尊陈季同为“法国文学的导师”，“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”。由此可见其造诣之深。此外，陈氏还“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破仑律，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。”晚年闲居上海，“西人有词狱，领事不能决，咸取质焉；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，谳无不定。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”；“西人梯航之来中国者，莫不交口称季同”。（《福建通志·列传·陈季同传》）

不过，陈季同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，尚不在于其高度的西学修养和对西学的传播，而在于他能在西方世界弥漫着歧视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时代氛围下，自觉、主动而富有成效地向欧洲人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，苦心孤诣地证明着中华民族的文明。他一生用流畅的法文写了大量著作，其中主要有《中国人自画像》，《中国戏剧》，《中国人的快乐》，《吾国》，《中国人笔下的巴黎》，《黄衣人小说》等，此外，还用法文翻译有《聊斋志异》等中国文学作品。但无论是著还是译，他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变的宗旨：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人、中国文化及其价值。

在陈季同所有的著作中，《中国人自画像》和《中国人的快乐》影响最大，两书都有过英文转译本。尤其前一本，更为他的成名作。该书首次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面对西方读者，就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，从而开启了此种文化交流活动的先河。1884年它首版于法国后，在巴黎等地一度产生某种程度的轰动效应，该年内就至少再版5次以上。次年，即由JamesMillington译成英文在伦敦等地出版，同样“受到英语公众热烈而友好的欢迎”（英译本“序言”）。

然而，陈季同却并不是一个狭隘地固守中国文化之人。他虽不欣赏近代西方文明，但对其却保持了宽容态度。他承认，西方文明树上所结出的果实，的确不少色味俱佳。对他来说，之所以亟亟于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，并非像李元度那种顽固的旧式士大夫那样，基于“吾道而西，大变其陋俗”的盲目信仰，而完全是出于一种清醒的世界意识和眼光。戊戌那年，他曾明确告诫曾朴：“我们现在要勉力的，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，嚣然自足，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，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，入手方法，先要去隔膜，免误会。要去隔膜，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，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，我们的重要作品，也须全译出去”。此种世界意识，对我们认识和评价陈季同的文化输出活动具有重要意义。